今天的北京再遇降水

防汛工作刻不容緩

今天就來聊一聊北京歷史上的防汛

看看過去的“統治者”為了防止“水漫京城”

都采取過哪些措施？

過去北京也有專門負責水務管理的機構，疏浚河道、溝渠，設置水關泄洪等都歸他們管。防汛不力的官員，都是要被問責的。

歷史上負責河道疏浚和排水的機構

北京城地處永定河東部，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水向東南流，容易遭受洪水侵襲。自金代開始，歷朝均設置水務督察機構，負責京城河道的維護、疏浚和泄洪。

永定河故道

據《北京志·水利志》記載，金代都城內的河道和溝渠，由督水監的街道司負責修治，巡河官掌管巡視河道、修筑堤堰、栽植榆柳等事宜。金泰和四年(1204年)，曾出臺一部對官吏的考核，其中一條就是要求水務官員確保“堤防堅固，備御無虞，為河防之最”。


元代時，水務和防汛的差事主要由督水監負責，而對河道的日常管理則由大都河道提舉司負責。元世祖忽必烈曾親自任命過督水監之職，并提出“守城大業，利國之事，唯己任者，方可擔當。”

金中都  元大都水系

城墻下設置水關排泄城市積水

水關又稱水門，俗稱水眼，是在水路流經城墻的位置建造孔券式涵洞或過梁式涵洞，讓水道穿城墻而過，它既是引護城河水流入城市的涵洞，也兼有排出城市積水流入護城河為城市防澇消災的功能。


以水關形式排水、泄洪，遠在金代就已經有了。當年修建金中都城時，便依地勢在南城墻和東城墻下修建了多處水關。1990年考古工作者曾在右安門外發現了金中都城墻下的水道遺址，大約位于金代中都城南城的豐宜門與景風門之間，主要由城墻下過水涵洞底部的地面石、洞內兩廂殘石壁、進出水口兩側的四擺手及水關之上的城墻夯土組成，其修建年代為金天德至貞元年間(1151年至1153年間)。

金中都水關遺址

元代修建大都城時，為了防止護城河水量過多排洪不及，在南城外修挖了文明河以泄洪排水。在修建城墻時，預先在城下修建水關涵洞。城內遇有大量積水時，可從水關及時排出，消除大都之水患。


明清時期北京內城共有七座水關：東直門西頭道敵臺水關、朝陽門南頭道敵臺水關、崇文門西第七道敵臺水關、正陽門東第十一道敵臺水關、正陽門西化石橋水關、宣武門西水關、德勝門西龍王塘水關。外城七門中除廣安門至西便門之間“并無閘座水門”，其余各城門之間均有水關。


每到汛期，各座水關均由兵馬司派專人值班看守，以防阻塞，影響城內積水排除。《大明會典》(卷二百)載：明朝京師各水門“設立通水器具，于該衙門撥軍二名看守，遇雨過，即令打撈疏通。”

東便門西側的西水關

水務官員瀆職歷代均有懲治措施

據傳，嘉靖年間開挖外城護城河，工程量大，工期較短。為了趕工期，所開挖的永定門至右安門一段的河道較淺，未能達到河水涌流的深度，更起不到泄洪的作用。在此督察的水務官員收了包工頭的好處，對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想此事被告發，包工頭被抓了起來，督察官員以“監察不力”和“受與賄賂”之罪被“廷杖六十”后革職，并發配邊關。

1990年永定門東外城南垣及護城河

清代把疏浚河道、溝渠視為“事關守城大事”，玩忽職守的水務官員都有重罰。清代因為修筑河堤、疏浚防汛不力受到處罰的官員達百余人，或被革職，或被廷杖，或被發配，或被罰俸。


還有一個故事：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七月，京城連續多日降雨，內城多有積水，嘉慶皇帝甚感不安，便令工部尚書與之出皇城巡查。當巡至宣武門西水關附近時，見積水過膝，步履艱難。工部尚書查看后，疑為水關阻塞，排水不暢，但卻不見在此值守的八旗兵丁，于是在附近尋查。忽聞距水關不遠處值房內有人高聲喧嘩，走近一看，是多名八旗兵丁正在打牌，桌子上還放著兩個酒壺。嘉慶皇帝勃然大怒：“汛情如此嚴峻，竟在此消遣，實為失職，必當嚴懲。”隨即令人將這幾個玩忽職守的八旗兵丁押至刑部大牢問罪。三日后，主管水道疏浚的步軍統領以及八旗步軍協尉等官員也因督察不力被革職，甚至連工部尚書也被問責，罰俸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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